五月中的一天，他给李烈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六声才接。

“喂。“李烈的声音还是那样，短、有点沙，背景里有很轻的音乐声，老式磁带机的那种底噪，“什么事。“

梁博把话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没绕：他跟一个团队做一套系统，装在一台旧车上；这套东西能听发动机、能读数据、能在直道上接管一点油门；他还写了一份安全基线，把最坏的情况一条一条列了出来。

他没有用“人工智能“这四个字。可他知道老人在听什么。

那头一直没说话。磁带机在响，一段旋律过去，另一段上来。

“你是怎么让它'接管'的。“老人终于开口。

“用线。“梁博说，“线接到油门的信号上。“

“那人的手呢。“

“手在方向盘上，脚在刹车上。“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“李烈说，“你可以让它替你踩油门。“

“是。“

“那它什么时候替你踩得不对，你怎么办。“

“基线里有写。“梁博说，“延迟超过零点五秒就降级；判断三次不一致就放弃；车里的人出现异常操作，两秒内停止接管。“

他背得很顺——这份东西是他自己一条一条写下来的。

那头又静了一会儿。他能想象老人在办公室里的样子：灰蓝的工作衬衫，胸袋上插着三支笔，桌上摊着图纸，那台磁带机放在窗台上。

“油门你们碰了。“李烈说，“点火呢。“

“还没碰。“

“先别碰。“老人说，“手和机器，我这一辈子就信这两样。手不会骗你，机器不会背叛你。你那套东西，我还没见过。“

“李老师，“梁博说，“它能帮人少犯错。新手在场上最容易犯的那个错，它提前半秒就能看出来。“

“少犯错。“老人把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，“你自己犯错是怎么学会的。“

梁博没有立刻答。他想起 2017 年在香港那次撞护栏——那一次他学会了什么条件下不能给油；想起 2018 年在台架上听错的一颗螺栓——那一次他学会了“回过一次头“；想起去年在场地里被人拦下的那句“这里不许聪明“。他这些年所有的本事，没有一样是从书上、从数据里学来的，全部是从错里学来的。

“从错里学的。“他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要做一套不让人犯错的东西。“

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。老人也没有等他答。那头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李烈问了那一句——一通话里，这是他唯一真正想问的话：“你那套东西，信不信得过你自己。“

梁博站在窗边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这两年回答过很多质疑。有人问他“你凭什么“，他答“凭手上的活“；有人问他“能不能跑“，他答“跑给你看“；有人问他“你判过刑，还想不想上赛“，他答“我认过“。这三句他答得又快又稳。

可这一句不一样。老人问的不是那套系统，问的是他。

“我……“他开口，又停住。

“你要是答不上来。“李烈说，“就别急着做。“

“李老师。“

“我不说难不难懂。“老人的声音低了一点，“我是说，我没见过。“

中间老人问了一件跟技术没关系的事。

“你现在一个人住。“

“嗯。“

“有没有对象。“

梁博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老人会问这个。

“有一个。“他说，“一起做这个项目的。她做软件，我做车。“

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
“做项目的。“李烈重复了一遍，“那你是真喜欢，还是因为一起做事。“

“都是。“

“那就行。“老人说，“别耽误人家。“

就这五个字。他没问那个女孩是谁、哪里人、干什么的，也没说“带回来给我看看“。可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边，忽然觉得这通电话里最重的一句不是关于系统的，是这一句。

老人那天也讲了两句他自己的事。

“我最近在修一台老车。“李烈说，“六十年代的机器，化油器的，件都配不上，我自己车了两个。“

“好修吗。“

“不好修。“老人说，“我眼睛不行了，得戴老花镜，一戴就是一天，晚上看东西都是花的。“

梁博没有接话。他从来没听李烈抱怨过一句身体上的事，那天是第一次。

“人老了，手就不听话。“李烈说，“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慢。慢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别做错。“

“李老师，我……“

“你自己保重。“老人说。

挂之前，那头有一声很轻的响动，像是抽屉被拉开又推回去，也可能是有人把一张纸压回了原处。梁博没有多想。电话放下得很快。没有叮嘱，也没有否定。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

五月的广州已经开始热了，楼下有人拎着菜回家，远处有孩子在喊人。他把手机拿在手里，屏幕已经暗了。

他第一次问自己那个问题：他信不信自己。他这些年所有的自我证明，都是“我要让别人信我“——让老杨信他手上有活，让罗经理信他能跑，让赞助商信他值得投，让母亲信他过得还行。他从来没有认真问过：他自己信不信自己。

他还想起一件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的事。他有时候能“看见“机械里面的东西：一条钢板上裂纹会往哪走，一台发动机里哪一处应力在憋着，一条弯道在他眼前会自己亮出一条线。他从小就是这样，从来没解释过，也不敢解释。

如果连他自己都说不清“我是怎么知道的“，他凭什么要别人相信他那套系统。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一点李烈的沉默：老人不是不懂，是不肯替一件说不清的东西点头。

他还想起 2018 年 1 月他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。天很冷，门口那条路上空得没有人。他后来一直以为，没有人来过。

他在本子上写了三行：

“老师问我信不信自己。“

“我答不上来。“

“我从来没有被问过这个。“

写完他把笔盖上，坐了一会儿，又打开，在下面补了一行：

“他也没说不行。“

他还是去了那片停车场。门房老头照样给他开门，问了一句：“今天怎么样。“

“没什么。“梁博说，“还是看数据。“

“你那个朋友今天来不来。“

“她上班。“

“哦。“老头说，“你们两个人做事挺认真的。“

梁博笑了一下，一个人上了二层。

那台旧车还在最中间那片空地上。他跑了一趟，屏幕上照旧跳出那三条：疑似三缸失火、疑似轴承虚位、建议检查点火线圈。系统只会报结论，不会说人话——它会告诉他一台车哪儿不对，可它说不清“这台车今天怎么样“。

他盯着那三条看了一会儿，删掉一条，又照着原样写回去。答不上来的问题先放着。他手上还有一堆能算的东西。

他给于荧莹发消息。

“今天我老师问我一个问题。“

“什么问题。“

“他问我信不信自己。“

她那边过了一会儿才回：“那你怎么答的。“

“我没答上来。“

这次停得更久，大概有两三分钟。他正准备放下手机的时候，屏幕上跳出一行：

“那我们做出来再答。“

梁博看着这行字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窗外的风把窗帘吹起来一点，又落下去。

睡前他在本子上又添了一行：“做出来再答。“

写完他自己念了一遍。这句话比他自己想的任何答案都稳——它没有替他答，只给了他一个可以往前走的方向。可他躺下的时候忽然明白过来：这句话是记账。他欠自己一个答案。这一笔跟那三十七万不一样——那笔他知道数目；这一笔，他连数目都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