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，凌晨四点，办案机关的人接管了楼道。

商敬亭命大。凌晨两点五十，心跳停过一次，抢救了四十分钟，又拉回来了。大夫的说法是“急性心梗”，可专案组的主办人蹲在楼道里抽了半包烟，只问了一句话：

“发病之前，有没有人进过他的病房？”

查下来，倒吸一口凉气：凌晨一点半，有个穿白大褂的“护士”进过一趟病房，待了不到五分钟，出来时低着头，走的消防通道。病区当晚没有这个人。

“假护士。”主办人把烟头摁灭，“有人必须让他死。”

病房外从此站了双岗。商敬亭昏迷两天，第三天醒了，睁开眼看见床头的岗哨，枯瘦的脸上扯出一个笑，对看守的办案人员说了半句话：

“告诉炜总……我说什么来着……”

说完这句，又昏睡过去。

……

真正的突破，来自刘大奎。

这个五十四岁的修理工被控制的时候，正在县城修车铺里给人补胎，手上全是黑油。起初他一口咬定什么都不记得，九零年的事，“早忘干净了”。

可办案人员只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上个月，地区招待所，谁请你喝的茶？”

刘大奎的手，当时就抖了。

审讯持续了一天一夜。到后半夜，这个修理工的心理防线垮了，一五一十全撂了：

九零年七月十四日傍晚，马占奎的司机找到他，塞给他一个信封，两千块，让他“把那台解放车的刹车油管，松一松”。他照办了——松到什么程度呢？跑三十里必漏，刹车必失灵。办完之后他怕得要死，躲在亲戚家半个月没敢露面。后来听说车没出事，货也没拉成，他以为这事就烂在肚子里了。

“上个月请喝茶的，是地区工业处的一个司机。”刘大奎瘫在椅子上，声音像漏气的轮胎，“他说白处长让我把嘴闭紧，闭到马占奎死在里头为止。他说事成之后，再给我五千，送我去广东。”

“可我不想去广东了。”这个修了一辈子车的老工人，忽然哭了，“同志，我修了一辈子车，什么车没修过？我就是没想到，我这双手，修过一辆车，是拉人去死的……”

“那个司机叫什么？”

“都叫他刁师傅，刁德一的刁。”

……

刁姓司机，第二天就在地区招待所司机班被找到了。

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这个四十多岁的司机，一听来意，二话没说，从床板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烟盒，交了出来。

烟盒里没烟，是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，和一张银行的存根。

纸条是九零年七月写的，字迹工整，没头没尾，只有一行：

“刹车的事办妥后烧掉此条。款已付，经手：刁。”

存根是配套的三万块转账凭证，转出账户——地区工业处下属劳动服务公司的账户，经办人签字，龙飞凤舞。

和货运单存根上那个签名，是同一个人的笔迹。

白建功。

刁司机交完东西，坐在床沿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对办案人员说：

“同志，这张条子我留了四年，藏在四个地方。我夜里老是梦见那辆解放车。”

“今天交出去，”他咧了咧嘴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，“我总算能睡个整觉了。”

……

证据链合拢的速度，超出了白建功的想象。

货运单存根——商敬亭交出。调度记录——赵师傅的路单。刹车动手——刘大奎的供述。资金与指令——刁司机的纸条和存根。再加上侯三喜的口供、九一年化肥厂改制时白建功卡批文的旧记录、九四年他带日本人进矿区外围的行程单……

一条线，从一九六六年那个大雪夜，一直拉到昨天凌晨那个假护士。

地区纪委的人走进工业处办公室的时候，是下午三点。

据后来楼里传出来的话说，白建功正在批一份文件，看见纪委的人进来，愣了几秒钟，然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——

他自己站起来，把桌上的文件一份一份摞整齐，钢笔套好，放进抽屉，钥匙留在锁孔里。

然后他整了整那顶洗得发白的干部帽，对纪委的同志说：

“我等你们，等了二十八年。”

……

消息传到县城，是当天傍晚。

炜杰正在车间陪林衍之核第八版的中试数据。陆则明拿着电话冲进来，压着嗓子说了情况。

车间里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炜杰听完，没有说话，转头看向黑板——黑板前，林衍之背着手，正给两个年轻工程师讲参数，讲到兴头上，粉笔头在黑板上敲得梆梆响。

“知道了。”炜杰说，“让律师准备材料，停牌的事，有了新证据，我们可以申请恢复审议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。

白建功进去了。商敬亭在病床上。马占奎在牢里。章以行在案卷里。商其瑞在日本人的债主的名单上。

从九零年那个深夜开始，四年多的账，一笔一笔，到今天，似乎该结的都有了着落。

可是，炜杰心里那根弦，始终松不下来。

K—031，还没有露面。

……

当晚，香港。

霍禹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老爷子的声音难得地有些古怪：

“炜先生，商其瑞这边，有动静了。”

“他订了明天回内地的机票？”

“不是。”霍禹顿了顿，“他今晚包了一条船，从维多利亚港出发，说是出海钓鱼。我的人跟了半程——船没去公海，掉头往北，往你们县那条河入海口去了。”

“青龙河。”

“唔止。”霍禹的声音沉下来，“船上有潜水设备。四箱。”